这个问题可以写一本书来回答。我想在罗马的学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。1970年，我离开华盛顿大学到罗马生活，那段时间我的思想发展发生了重要的变化。之后我到伦敦建筑联盟工作，在那里结识了扎哈·哈迪德（我们成为了一生的朋友），查尔斯·詹克斯，埃利亚·增希利斯，雷姆·库哈斯等许多人。1977年，我在纽约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主要进行教学和写作。1986年，我在马撒葡萄园岛建造了一栋小房子。1986年，我参与了大量设计竞赛并且中标了柏林图书馆，但是由于1988年柏林的恐怖袭击，该项目最终没能建成。在我看来，1994年赢得赫尔辛基KIASMA美术馆设计竞赛让我得以将事务所一直运营下去，维持至少5~6人的规模。1989年在我41岁的时候，我在现代艺术博物馆（MOMA）举办了一场展览，并为其写了一份题为《Anchoring》的宣言，其中说道：“每栋建筑都应发展自其所处的基地、环境和文化。它应该拥有一个独特的概念，这个概念与建筑的现象息息相关。”
我写了五本书。第一本是《Anchoring》，第二本是《Intertwining》，第三本名为《House》，第四本是《Urbanisms: Working with Doubt》。最新的一本书名字叫《Compression》，其中我提出了一些与近年的神经学研究成果相关的想法。所有这些书都采用相同的格式，是我在1989年《Anchoring》中提出的理念的延续和发展。
